引言

一直以来，城市就是探讨社会和社会学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关键领域。通过一篇文章来总结20世纪所形成的海量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但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显著的变化。在本世纪① 原文作者写作于20世纪末，因而，这里出现的“本世纪”以及后文出现的“这个世纪”实际是指20世纪。——译者注的前半叶，对于城市的研究处于社会学的中心地位。之后，城市社会学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视角，并为其提供重要的分析方法——逐渐丧失。但在世纪末的今天，我想指出的是，城市再一次成为理解那些重构社会秩序的新趋势的关键领域。那么，城市社会学能否把握这个关键节点，再次作出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从而为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更大的社会变革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工具？

在这个世纪末，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社会学领域的早期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一些古老议题却对于理解当今社会的某些关键性问题重新显现出前景和战略价值。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当以全球化和信息通信为代表的主导力量似乎表明地点和地方具体情况不再重要的时候，重新认识地点的重要性以及着手民族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当然，旧的分析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应邀在此时刻写这样一篇关于城市社会学的文章，使得作者能够有机会循着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发展轨迹来前瞻性地思考城市社会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不是总结过去的成就。本文希望藉此审视当今城市中那些对于理论和经验分析带来挑战的主要发展条件。由于关注特定的问题，本文难免挂一漏万。文章致力于探求那些需要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新前沿。

学科发展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宏观社会发展趋势和它们特殊的空间模式的交织。城市和大都市区是这些宏观社会趋势物质化的战略性场所，因此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趋势包括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跨国和跨地区动态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逐渐加强。对于城市及其理论和研究来说，每一种趋势都有着特定的发展条件、内容和结果。城市是这些趋势以独特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场所，而这种相互作用几乎是不可能在其他环境中发生的。这三种趋势是当前社会实际变化中最新的内容，对此，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城市社会学需要较之从前予以更加广泛地关注。截至目前，发展最为完善并且研究得最多的领域是社会文化多样性，因为它适合盛行于城市社会学领域的微观社会研究。在这个领域，我关注那些与其他两种趋势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而对于其他两方面的趋势，尽管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城市社会学却鲜有涉及。

当然，这些趋势并不涵盖社会状况的全貌。相反地，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可能仍是循着旧有的、我们熟悉的趋势发展。这也是为何城市社会学的很多传统和经典的研究方向依旧是学科的核心。此外，城市社会学并没有很好地致力于上述三方面趋势的特征及结果的重要原因是：在城市层面研究这些问题所需的最新数据难以获得。然而，尽管这三种趋势只是诸多城市发展面貌的一部分，且并不局限于城市，但它们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描绘出城市发展的状况，也自然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为思考千禧年到来之际城市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仔细审视这些关键性的趋势是必然之举。

概念性的要素

在这个世纪末，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是重构社会、经济、政治和个体的主导力量。它们对城市的影响显著表现在：全球化和信息通信造就了超越城市边界的，分散且跨国家和跨区域的网络；新的文化多样性大多根植于新的主观性及叙述。但这并不是城市社会学通常关注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希望继续运用传统的城市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那他就必须考虑这些趋势的某些方面。尽管社会学领域不乏大量卓越的研究（如Abu-Lughod, 1999; Allen et al., 1999; Castells, 1989; Rodriguez & Feagin, 1986; Gottdiener, 1985; Lash & Urry, 1994; King, 1990; Zukin, 1991; Fainstein & Judd, 1999;这里只引用了很少一部分），但总体而言，其理论化是滞后的。经济地理（如Knox & Taylor, 1995; Short & Kim, 1999）和文化研究（如Palumbo-Liu, 1999; Watson & Bridges, 1999）在这方面倒是颇有进展。

“根植性的国家主义”（embedded statism）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Taylor, 1996; Brenner, 1998），它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论化是一个障碍。在有关的直白或隐含的假设当中，例如民族国家是社会进程的容器，以及国家是研究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合适尺度等说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特点。的确，这些假设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对象，但是，它们却对厘清社会学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伴随全球化和大量跨国过程而生的其他情况毫无帮助，也无法藉此发展出必要的研究技术。此外，尽管它们描述了世界许多地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状况，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分解（unbundling）。这种分解也导致需要为上述的假设引入额外的条件。这里特别有趣的是国家领土和国家之间暗含的一致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某种暗示，即国家与非国家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状态。如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出现部分地分解① 在诸多个历史时期，领土都曾受到多重的，至少是不止一个法则的支配。从这点来看，当前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那些条件，或许至多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而一战以来的时期——逐步强化的民族国家对于领土的排他性的统治——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例外。然而，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技术和数据集合却在这一特殊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因此，我们面临的共同的艰巨任务是对领土和制度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理论性和经验性的说明，而不仅仅是关注民族国家和政权的单一维度。。例如，我曾探讨过（Sassen, 1996: chs 1 and 2）当前全球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内的过程事实上并不必然是国家内部的过程。相反，国家的（企业、资本、文化）可能会逐渐落位在国家领土之外，如在国外或在数字空间中。这种发生在国家领土内的全球化或非国家化过程的地方化，以及发生在国家领土之外的国家化过程的地方化，消弱了以国家和非国家二分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框架。

文章来源：《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网址: http://www.xxtxzz.cn/qikandaodu/2020/1224/1079.html